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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社会,做个有钱人真的能更安全吗?

来源:百度新闻 时间:2018-10-09 22:14:33 编辑:重庆市 浏览:754 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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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风险社会,做个有钱人真的能更安全吗?

这是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中令人心酸的一幕。疾病、空气污染、金融危机……各色各样的风险无处不在。生活的一地鸡毛,工作中源源不断的挑战,人际交往时的情绪勒索,光是这些日常难题就已经让人头大。而当真正的风暴来临时,平凡如我们,更加难以招架。

“一种风险很可能带来其他的风险, 一个人可以逃避某种风险, 但不一定能逃避由此带来的其他风险。 譬如三鹿奶粉事件后, 据说中国奶粉的标准已经达到世界最高了,但是除了在经济上无法支持的家庭,基本都会去吃进口奶粉。 这就是由此造成的 信任体系的破坏。 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幸免的风险。”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如是说。

那么,这些风险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?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•贝克在《风险社会》一书中做了诊断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近日的一篇文章对这本书的出版历程、主要观点做了一些梳理:

每一次传播几乎都与全球性的风险相伴

很少有一部学术著作会像乌尔里希•贝克的《风险社会》那样,出版、传播直至译介到中国的每一步,都像是踩着地雷,步步惊心。倒并不是这本书本身有多难翻译,而是因为,其论述本身就与风险的大量涌现同步;这本书的每一次重要传播,也几乎都与全球性的风险相伴。也正是那一颗颗笼罩在头顶、由现代化造就的定时炸弹,触动了人们探究这一理论的热情。

乌尔里希•贝克(1944~2015),德国著名社会学家,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。贝克自19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、第二次现代化、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,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。 (东方IC图)

在《风险社会》中,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:文明,而不是自然灾害,正在把人类推上火山口。与普通人仅能从一个个事件中感受风险不同,贝克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,以及风险的生产逻辑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《风险社会》德文原版是1986年出版的。巧合的是,与书出版几乎同时,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爆发了。当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,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惶惑与阴霾中。在这种集体情绪下步入大众视野的《风险社会》,立刻引起轰动。6万册的销量,对一部学术著作来说相当罕见。1992年,《风险社会》英译本出版,贝克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“风险社会”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,影响了安东尼•吉登斯、尼克拉斯•卢曼等众多著名思想家。在舆论场中,贝克提出的“风险社会”也几乎成了一种启蒙,引导大众关注那些一直被掩盖的问题。

[德国]乌尔里希•贝克(Ulrich Beck) 著

张文杰 何博闻 译

译林出版社 2018年2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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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风险社会》中译本第一次在国内出版,是2004年。老版绝版多年后,译林出版社今年终于推出了新译本。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看来,与十多年前相比,直观上,我们能看到风险正以更高的频次,在更广的范围内出现,而且是此起彼伏,按住这一头,那一头又翘起来。比如,一户人家如果没有孩子,可能不会受疫苗事件影响;可这家人如果做投资,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金融风险。从理论上说,随着人们对世界的改造越来越深入,风险会逐步加剧。译者之一张文杰则感到,如雾霾这样的风险,已经从隐忧上升为全民关注的现实问题,“从这个角度看,贝克描述的图景与普通中国人的感受更契合了”。

乌尔里希•贝克最热的那些年

回看《风险社会》对中国人的影响,2001年的“9•11事件”是个重要节点。肖瑛记得,从那以后,“非传统安全”开始在国际政治学界大行其道,这些讨论,为“风险社会”的流行奠定了基础。“如果说传统安全问题就是国家之间的冲突,或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,‘非传统安全’则指的是超越国家边界的、出人意料的恐怖袭击。”肖瑛自己也是从那时开始研究“风险社会”理论的。

与远在美国的“9•11”相比,2003年“SARS”更是让每个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威胁。“当时大家认为,SARS与历史上的欧洲黑死病不同,不是纯粹的自然灾害,而是与人们的饮食、卫生习惯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勾连在一块。”加上口蹄疫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,“风险社会”很快成了热词。当时,贝克与吉登斯、斯特科•拉什合作的《自反性现代化》已经出了中文版,国内一些学术刊物,如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》,也接连推出了对《风险社会》的讨论。

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的一幕

2007年,在一片风险社会研究热中,贝克来到中国,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。回去以后,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,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:“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,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,从日常琐事,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”“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,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。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”。

相比于中文版刚推出的时候,肖瑛认为,“现在国内的研究已经不那么热了,相关研究越来越少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克的理论已被穷尽,或失去了对中国现实的观照。“我们对风险的理解,还是比较浅层次的,只是想当然地使用这个概念,认为风险就是环境问题、经济危机等等,而很少关注关于风险社会理论所讨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,如科学理性的内在悖论、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等。”肖瑛还指出,贝克所想象的科学理性和科学活动是独立的,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,它受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舆论等因素的深刻影响。“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对风险社会的研究,如果不考虑各种具体的在地化因素,那么对它的理解就会越来越平淡。”

隐约有作为一名德国人的心理负担

最新出版的这个译本是以旧版为基础,从英文版重译而来,再根据德文原版做校对。在参与修订的过程中,张文杰发现,英文版对原文改动较大,不仅省略了几十页内容,还在多处有漏译和改动。针对这些差异,张文杰作了补译、修正和说明,并重新翻译了部分专业术语。所以,在行文和概念表述上,新译本更接近于德文原版。

阅读德文原版,让张文杰直接地感受到贝克的语言风格。“语言风格平实、好读。”他说,与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或更早的马克斯•韦伯相比,贝克的表述方式都“更英美化,风格与吉登斯等人比较接近”。

金融危机

贝克的书写有时也颇为文学化,书中几处浪漫的句子,甚至让这位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感到有点为难,唯恐把握不准。“一般社科学者的写作都力求精确,会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句子。”可贝克显然不想把这本书的面目弄得过于严肃,书中的许多句子都颇为活泼、感性。在前言中,他就大方写道:“要是有人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闪耀的湖光,这不完全是错觉。本书不少内容都是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户外山间写成的,这里时常天清气爽,来自阳光、清风和水波的大量评注,一并被收在书中。”

写作时,贝克常被湖光山色围绕,但在书里,随处可见他对环境污染的担忧。“核能”一词更是频繁出现。二战之后的西方社会大转型,是贝克写作的时代背景。在书中,他虽只字未提纳粹大屠杀,张文杰却隐约感到,“他有作为一名德国人的心理负担。他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:如何才能避免人类走向自己也无法掌控的道路”。

正文部分原刊于《第一财经日报》,作者:孙行之

第一个小标题系小编所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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